【学术动态】李玮: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发展中国家(6)
48]指出,当前发展中国家大量承接高技术产业中的简单制造环节,容易陷入高端产业发展
低端化的恶性循环,造成实际意义上的“飞地经济”和生产体系与研发活动的隔离,此类经济形态不但无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还会造成当地经济发展的去技术化,并不断强化其对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依赖。
此外,一些国内学者还注意到GVC分工带来的当地产业体系的割裂问题。王益民、宋琰纹(2007)[31]认为,那些依附于GVC分工体系而组建的产业集群属于“战略意图型集群”,它们的经营活动主要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其生产活动与周边企业的产业关联程度相对较弱,这一畸形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其很难对所属区域相关关联企业的发展形成带动。巫强,刘志彪(2012)[49]则指出,为了适应发达国家企业的采购规格和标准,很多发展中国家供应商会被迫选择符合特定技术参数的进口设备进行生产,这就割裂了本土制造企业与装备生产企业的天然联系,造成本土装备产业市场空间的压缩和资金、技术积累的难以为继,这等于从源头上掐断了当地产业进步的动力。
4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前述理论发展脉络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在以生产组织方式垂直分解和跨区域生产环节功能整合为特征的背景下,GVC治理理论为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问题提供了一套自洽且视角完备的分析框架。虽然以Gereffi(1999)[24]和Ernst(2001)[28]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GVC的分工模式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但多数学者对这一观点并不赞同。正如MartinBell所言,Gereffi描述的产业升级场景仅仅是一个“意绘的扶梯”(BenignEscalator)[26],在GVC主导的生产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企业虽然可以相对容易地实现从来料加工到部分零部件就地生产和采购的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但不能否从OEM完成向ODM、OBM的攀升却充满了未知。事实上,在设计、研发环节和营销渠道被发达国家企业严格掌控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很难为自己赢得多少向高端环节攀升的发展空间。因为即使能够像Gereffi(1999)[24]所设想的那样,借助少数整套产品供应商(Full-rangePackageSuppliers)的成长来完成本区域价值创造活动的治理协调,甚至逐步实现所谓的“区域内升级”(WithinRegionsUpgrading),这些企业的治理范围也仅仅限于整条GVC的某几个区段,或者说是作为GVC领导企业的一级供应商来管理为其配套的二级和三级供应商。至于该区段的价值链条能否最终成长为具备独立运转能力的全新GVC,目前来看尚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
目前,虽然学术界对GVC治理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困难的认识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如何帮助其实现产业升级突破的问题上依然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1)GVC治理理论过分强调治理结构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行为的影响,却忽视了当地企业技术学习意愿和努力强度等“本地因素”对其升级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这一明显的缺陷已经导致当前的GVC理论无法成功解释:为什么某些地区(诸如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能够实现升级,而某些地区则不会的问题。正如路风(2006)[38]和Sohn(2009)[50]等学者指出的那样,积极的技术学习是快速实现当地技术能力积累的唯一途径,而技术能力的积累则是改变其GVC分工地位的有效手段。因此,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尝试将技术能力的分析视角引入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以期对现有的GVC分析框架做出有益的扩展。
(2)当前GVC理论对于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视角主要局限在既有的产业领域。按照演化经济理论的观点,在这些技术轨道已近乎成熟的产业领域基本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可资利用的赶超机会[52]。只有在“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窗口期抓住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推动技术跨越(Leapfrog-ging)的实现才有可能完成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当前,全球经济正值“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的前夜,传统制造技术向智能制造模式转变的趋势已初现端倪[
文章来源:《CT理论与应用研究》 网址: http://www.ctllyyyyj.cn/zonghexinwen/2020/1008/3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