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书评丨酋邦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的渊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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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考古学科的未来期许 依本人多年在北大考古系开设“文化人类学”课程的切身体会,我希望中国考古学能更多地引入一些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观察思考问
考古学科的未来期许
依本人多年在北大考古系开设“文化人类学”课程的切身体会,我希望中国考古学能更多地引入一些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差异,乃至学科建置的不同,我们很难用同一标准来衡量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与中国考古学。我们的思维模式先是被王朝延续的史学观所铸造,后来又被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古典单线进化论”所左右,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使用同一逻辑相互批驳,过分相信自己把握了真理,可以解释一切,实际上缺少一种对不同事物采取不同思维方式的理解态度。而文化人类学训练缺失的短板也使得我们在思考问题时每每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圈子里,缺乏一种宏观比较的方法,难以进行大跨度、大范围的文明进程比较,很难把中国文明摆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为弥补上述缺陷,应该加强文化人类学整体性和相对比较性的研究方法。
正像张光直先生很早就主张的:“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念中国的材料便行了。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这个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比较的知识,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所必须有的,而且是要真正了解自己所必须有的。”(张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1999年,127页)
早在1932年,英国考古学家兰达利·麦克维在谈到地质学、生物学对考古学的贡献时,特别指出考古学是受到人类学恩惠的:“没有人类学,考古学是单眼的和近视的,有了它,就有了历史,考古学家才能从推理上以及通过类比去重建早期人类的历史。”必须承认,西方考古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大量的理论和概念是从文化人类学中引进或加以改造利用的。而中国考古学所欠缺的恰恰是理论的建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至少中国考古学存在不同程度上学科理论的‘贫乏'、方法的‘滞后'、术语‘共识'的‘缺失'等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些考古学者把方法与理论混为一谈,把一个世纪前已经出现并应用的考古学基本学术概念,视为新的‘学说'、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我们的一些考古学研究还处于对考古学资料的‘描述'阶段,人们只是在津津有味地陈述‘是什么',很少探索‘为什么'。对于诸如家庭、家族、氏族、族、族群、民族、国家等不同学科的基本学术概念,缺少‘共识性'、使用‘随意性'是较为普遍存在的学术现象。”(刘庆柱:《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总序,《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美]埃尔曼·塞维斯著,龚辛、郭璐莎、陈力子译,陈淳审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要改变上述现象,加强文化人类学的训练非常必要。
当本文行将截稿时,收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副教授李旻的新作《早期中国的社会记忆与国家形成》(Social Memory and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这是一本利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探讨早期中国形成及发展的著作。(本书有关内容以《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缩写版形式发表在《考古学报》2017年3期)作者借用南美洲秘鲁古国高地文化与低地文化的发展关系(秘鲁的高地文化和低地文化的发展关系在塞维斯的书中被作为酋邦研究的案例之一),创造出“低地龙山”和“高地龙山”的新概念,构思新颖,写作大胆,有不少富有创意之举。尽管其宏观性的总结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却不失为在探索社会复杂化和早期国家的方法上迈出了探索性的一步。可见,有关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探索。
最后,摘引塞维斯在其《序言》中的几段话,或许有助于读者深入领会作者在本书中强调的重点和结论。
“我认同普遍的准则,将文明兴起等同于国家起源,而国家起源则由基于武力的压迫控制来定义。我一直相信,这一‘国家'的定义能有效适用于一些现代原始社会。“压迫性武力的国家概念对于定义古代文明不怎么有用。它不能说明文明的起源,也不是判断文明的一个标准。
“本人并不确认普遍认可的将文明等同于城市化的结论。我发现城市对于古代文明的发展并非必要,甚至并不与其发展紧密关联。
“有关国家是压迫性机构的历来看法是,国家起源与保护和管理私人财富有关。
“政府的起源基本在于集中领导权的制度化,在其行政管理功能的发展中成长为一种世袭的贵族统治。
文章来源:《CT理论与应用研究》 网址: http://www.ctllyyyyj.cn/zonghexinwen/2021/0624/12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