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书评丨酋邦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的渊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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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上述歧见,有学者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对酋邦概念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内涵缺乏全面了解。另一原因可能是我国研究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学者多为历
对于上述歧见,有学者指出,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对酋邦概念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内涵缺乏全面了解。另一原因可能是我国研究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学者多为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而西方学者多为文化人类学家和人类学背景的考古学家。中西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偏好证经补史的中国学者不免将文化人类学的抽象概念混同于具体研究对象,产生酋邦概念不适用于中国材料的疑虑。(陈淳:《如何用新进化论探讨文明和国家起源问题》,《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文版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中国考古界普遍注意到酋邦理论是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有酋邦理论的大部头专著出版。但当时塞维斯的著作尚无译本,加之国内文化人类学的长期断层,对酋邦理论的背景、内涵和性质缺乏足够了解,因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出现了不少曲解,甚至引发歧见,这很正常。不过,对酋邦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到底占有怎样的位置,目前还缺少研究,看法也很难一致。由此想到张光直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在将西方的法则运用到中国史实上的时候,需要做一些重要工作,看看有多少是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他还指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更为强化,因此三代和西周前期应当划入酋邦还是划入国家?成为中国国家探源值得深究的问题。
张光直先生
前不久,罗泰(Lothar vonFalkenhausen)在其《宗子维城》这部大作的“引论”中有一段话,可以说很好地回应了张先生的疑问。他说:“在前文写‘青铜时代晚期中国由世袭制政权向集权帝国?转变'这么一句话时,我其实已经接受了从游团(群)经部落、酋邦到国家、帝国这样一个政治进化的理论模式。现在美国的大量考古学工作都是想在世界不同地理区域追寻这样一个发展序列。对中国来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秦统一前的五千年历史发展中,社会结构早已复杂化了,而周代中国则代表高度发达的国家级社会。再将‘孔子时代'的中国的社会形态简单地比附于社会政治进化的理想类型显然是毫无必要的。相反,我想要强调两点。首先,在中国青铜时代晚期,‘国家级社会'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具体的不同的社会形态,它们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还有其中的组成成员和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国家级社会'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来看待,也不是机械地决定一个具体的社会是否符合那个概念。”
或许中国文明的产生确有其与众不同之处。如张光直先生所言:“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24页)中国文明是透过政治权力的作用而建立的,这种模式和以西方经验建立的文明起源模式有着显著不同而独树一帜,并因此确立了中国文明研究的重要地位。
总之,中国考古学需借助人类学理论比较和思考的案例还有很多。按照酋邦理论,“良渚”和“红山”这类以制玉闻名的古文化是否可看作是“神权型酋邦”?这一时期是否还有“军事型酋邦”的存在?这里不妨参考1984年赖特(W right H.T.)提出酋邦“轮回”的概念,即复杂酋邦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大多分解为简单酋邦,或者由于周边社会的竞争、传染病、人口失衡、领导不力或继承等因素引发整体性的崩溃。因此,并非所有复杂酋邦都能演变为国家。酋邦“轮回”的概念不仅成为这种社会形态的一个主要特点,也为解释无数失落的文明遗留的悬念预设了伏笔。由此联想,中国史前时期的“良渚”、“红山”、“陶寺”、“石家河”、“西朱封”、“石峁”以及其他犹如满天星斗的?“万国小邦”,它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天灾人祸,或停滞不前,或倒退衰落,或灰飞烟灭。为何独有被严文明先生称为重瓣花朵腹心的中原能一枝独秀,以博大的胸怀吸纳百川之精华,最终让二里头文化在豫西—晋南执牛耳,矗立起夏代的青铜大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