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从周造园思想实践与理论及其研究述要(6)
以扬州为例。1961年8月,在经历数年的现场调研和实地测绘后,陈从周完成了《扬州园林与住宅》初稿。然而,直至1977年11月,经修订后的此文才被作为“总论”部分收入其代表作之一的《扬州园林》[44]⑥。在文中,陈从周大量讨论了有关扬州城市特色、历史文化名胜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风景园林的文化性。陈从周对扬州园林和住宅的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后调查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迫切社会需要,而终于对城市中具体建筑类型“学术研究”的价值认定。某种意义上,陈从周对扬州园林与住宅的研究,在理论上提出扬州作为承载历史文化的当代城市的发展愿景和具体目标,是其对扬州城市发展逻辑的深刻理解使然[45]。
3.3.3 还我自然
陈从周有一著名书法作品“还我自然”,这是他题赠美国华盛顿植物园的礼物。“还我自然”可说是陈从周毕生造园思想、实践与理论在人类精神层面上的共同指归。在给陈从周晚年的散文集《随宜集》所作序言中,王西野便将“还我自然”提升到理解他整个精神托旨的境地:“近年来,他常有一语,挂在文章上口头上,曰‘还我自然’。此乃有感于当前园林胜迹的修复与营构,无不喜大求全,矫柔造作,破坏了自然景观,而深恶痛绝。这又使我联想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写的《科学与艺术复兴是否有助于敦化风俗》一文,痛斥所谓文明、科学和艺术的虚伪和伤风败俗,从而阐明道德的重要,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与从周兄的‘还我自然’说,托旨不同,含义实一。”[46]就陈从周而言,“还我自然”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奋笔呼告、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于此最可代表的事件,便是陈从周对嘉兴南北湖风景区的保护④。
实际上,陈从周在其《说园(三)》中便指出:“名山筑路千万慎重,如经破坏,景物一去不复返矣。千古功罪,待人评之。至于入山旧道,切宜保存,缓步登临,自有游客。泉者,山眼也。今若干著名风景地,泉眼已破,终难再活。趵突无声,九溪渐涸,此事非可等闲视之。开山断脉,打井汲泉,工程建设未与风景规划相配合,原元气大伤,徒唤奈何。”[29]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多处风景名胜区所遭遇的情况,概莫能外。陈从周在调查之余,多对行旅所经之风景名胜审思有加、赏鉴品评,但也会对各种破坏和开发等各种丑恶现状“金刚怒目”、无情批评,同时,也会从专业角度加以反思和提出原则建议。在《说园(四)》中,他指出:“近年风景名胜之区,与工业矿藏矛盾日益尖锐。取蛋杀鸡之事,屡见不鲜,如南京正在开幕府山矿石,取栖霞山之矿银。以有烟工厂而破坏无烟工厂,以取之可尽之资源,而竭取之不尽之资源,最后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应从长远观点来看,权衡轻重。深望主其事者切莫等闲视之。古迹之处应以古为主,不协调之建筑万不能移入。”[30]陈从周正是怀着对中国自然大好山河、历史文化艺术的无限热爱,面对不可遏止的开发潮流和破坏危机,一次次喊出了“还我自然”的呐喊。
3 结语
至此,笔者以学术史的视野,回顾40年来陈从周研究的来路;也通过陈从周的著述、实践和人生,梳理了陈从周“说园”“造园”“护园”中所体现的丰富造园思想与理论。就陈从周研究而言,相较其精彩又多难的园林人生,目前的研究还远未达到与之相称的分量;就中国风景园林事业而言,陈从周研究也不啻是一面多棱镜,既折射出个人园林命运的曲折,又辉映了时代学科发展的宏阔。因此,陈从周研究不应仅限于其造园学术思想和理论,而应在跨学科的视野中,有更多学者关注、研究。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陈从周研究将在更多学科领域、更高学术水平、更深学理探研中开出更多的学术之花。
王绍增在陈从周先生逝世十周年的《中国园林》纪念专刊的《主编心语》中指出:“陈先生的突出特点,是他使用充满灵性的诗化语言来展开他对造园理论的探讨,不强调理论结构的整齐和概念定义的确定,以散文的面貌出现,指摘事象以阐明园林理论,同样给读者留下了充裕的想象空间并保持了理论的张力。我在想,陈先生是否会成为联接诗与园的最后一人?倘若如此,那将是历史的悲剧。”[13]现在读来,依然有某种疏凉的紧迫感,特别是在王绍增先生也去世4年后的今日,一代一代园林人,在面对时代困局和文化危机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研究风景园林、诠释文化要义、保护遗产存续。这不仅是学术薪火的传递,更是时代责任的呼告。正如陈从周晚年奋不顾身、身体力行所做的那样,激变时代会记住他们的嘉言懿行,园林文化也会因此而代缕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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